布展第五天，那位评论家来了，穿一件很体面的外套，（风度翩翩）的样子。
我二十八岁，这家美术馆的策展人。展览叫《被削掉的（主题）》，主角是一批一九五八年的木刻版画和十二块原版木板，还有当年那间作坊留下的削木刀具和几块蚀刻用的铜版。
评论家姓蒲，五十二岁，写了二十多年的专栏，说话（直率），不卑躬屈膝，也不热情洋溢地夸谁。他在二号厅里转了一圈，停在那组木板前面。
他说：“这个布局我见过。去年东京那个展就是这么做的：木板平放，灯从侧面打，中间留一条空的通道。你这是（模仿）作品，不是策展。”
他把（手表）往袖子里推了推，又补了半句：没才华的策展人才会借结构。我说不是。他摇头，说得更明白了一些：“你们年轻策展人最大的问题是（装腔作势）。借一个成熟展览的结构，换一批本地藏品，这算什么创新？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敌意，语气甚至还（彬彬有礼），但那句“模仿作品”第二天就出现在他的专栏里。文章写得漂亮，标题用了“雪球”这个比喻，说这类展览会越滚越大，最后把真东西埋了。文章没有大肆宣扬，可在这个城市里，他那一栏就是风向。
同事看完都有点（闷闷不乐）。我没有让人去回应，也没有在社交平台上发任何东西，更没有去找谁打趣。我做了另一件事：回到库房，把那十二块木板一块一块翻过来。
木板的背面有东西，这件事我知道。入库登记时我就见过，那是一行（刻写）的字，不是签名，是年份和作坊的编号。字刻得很浅，油墨和灰把它填住了，要侧着光才看得见。
我用了四天，把十二块的背面全部拓了出来。拓片摊在库房的长桌上，顺序对上了：十二块木板不是同一年的，是一九五六到一九五八年三年里陆续刻的，编号连续，中间缺了三块。
缺的三块去哪儿了？我去查了那间作坊的旧档案。档案在市档案馆，一共七盒，纸很（破旧），有一盒受过潮。我在第四盒里找到了一份展陈草图。
那张草图是一九五九年作坊自己做展览时画的：木板平放，灯从侧面打，中间留一条空的通道。草图上连展台后面挂的装饰布都标了尺寸，一笔也不装饰（华丽）的，全是实线。
和东京那个展一样，也和我这个展一样。
草图背面有一行字，说明通道为什么要留空：观众要能从两侧看到板的厚度，刀痕的深浅在厚度上才看得出来。这不是（装饰性的）安排，是木刻这个类型本身的要求。
我又去查了东京那个展的图录。图录的致谢页里有一行很小的字，写着资料来源之一是这间作坊一九五九年的展陈记录，由一位研究者在八十年代抄录带出。
所以不是我模仿东京。东京和我，用的是同一张一九五九年的草图。
这件事我没有急着说出去。开幕式还有九天，我决定把它放进展览本身。
我在二号厅的入口加了一面墙，墙上挂十二张背面拓片，每一张下面写编号和年份，旁边放那张一九五九年的草图（复制件）和东京图录的致谢页。拓片（垂直地）挂成一排，高度按原板的尺寸排，不整齐，但真实。墙的标签只有一句话：这个布局是一九五九年在这间作坊里定下来的。
布置这面墙用了两个晚上，我和两个布展师傅穿着卫衣搬木框，搬到凌晨。师傅说他做了十八年布展，第一次挂别人的致谢页。
开幕式那天来了很多人。我们请了一位（大提琴手），在三号厅演一段（哀伤）的曲子，是按当年作坊工人唱的一首调子改的，听起来像（挽歌），但不沉。那段我们排练了四次，琴手把弓压得很轻，拉得（悦耳）。另一个厅请了一位（唱片主持人）放一段雷鬼，和木刻完全不搭，（古怪），但人群就在那两个厅之间来回（漫步），气氛比我预想的松。
蒲先生来了。他在入口那面墙前面站了很久。
我过去问他要不要讲解。他说不用，自己看。他看展的样子很谦逊的，和专栏里那个口气不像一个人。
他一张一张看拓片，看到第七张的时候问我：“这些年份是刻在板背上的？”
“是，一九五六到一九五八，编号连续。缺了三块，不在馆里。”我没有（重演）他那天说过的话，也没有提专栏。
他又问那张草图是哪里找的。我说在市（档案馆）第四盒里，是作坊一九五九年自己办展用的。
他把身子凑近东京图录那一页的复制件，看完致谢页，直起身来。那一刻的神情是（令人不安）的，但他没有走掉。
他问通道留空的理由是不是写在草图背面。我说写了：为了让观众看到板的厚度，刀痕的深浅只能从侧面看。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了一句话，说得不勉强：“我（收回）‘（模仿作品）’那四个字。这个布局不是你从东京借来的，是东京和你借的同一个来源，而且你把来源挂出来了，东京没有挂。这件事我在专栏里写错了，下一期我更正。”
我说不用更正也没关系。他说要更正，错了就是错了，评论家也是会（犯错）的人。
他又问了一个问题：“那三块缺的木板，你打算找吗？”
“在找。编号是连续的，缺的是第三、第八、第十一。按作坊的记录，一九六二年借给了一家（中学）做教具。那所中学还在。”
他笑了，说这比展览本身更有意思，又说这类小插曲他写了二十年，第一次写到自己。
那一期专栏的题目叫《挂出来的来源》。他在文章里说，布局可以相同，态度不能相同：一个展览挂出自己的来源，另一个不挂，这就是两件不同的事。
那篇文章之后，观众数量开始涨。不是一夜之间，是慢慢流出来的那种涨：第二周多三成，第四周排到馆外的树下。入口那面墙前面总是站着人，有人拿手机拍拓片上的年份。
闭展前一周，那三块木板找到了两块，在那所中学的（仓库）里，和一摞旧地图放在一起，表面有灰，刀痕还是清楚的。我们把它们借了回来，补在第三和第八的位置上。第十一块还没有消息，标签上我写了“暂缺”，没有写别的。
闭展那天下午四点，馆里很（宁静）。我在二号厅最后（漫无目的地走）了一圈，看那十二个位置上的十一块板。
馆长问我下一个展做什么。我说先把那几盒没受潮的档案抄完，一年之内不办新展。来源这种东西，找起来慢，挂上去只要一句话。